简介
强烈推荐一本好看的都市日常小说——《深圳河以北》！本书以林健辉为主角，展开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作者“AUpstart”的文笔流畅，让人沉浸其中。目前小说已更新189982字，千万不要错过！
深圳河以北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深圳的夏天，热得能煎熟鸡蛋。
林健辉站在电子厂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纸，纸已经被汗浸透了。他低头看了一眼——是一份处分决定，红色的抬头，黑色的字体，末尾盖着鲜红的公章，还有他自己签下的名字。
“因重大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经研究决定，对林健辉同志予以除名处理……”
二百六十三万。
这个数字像烙铁一样印在他脑子里。
太阳直射下来，厂门口的柏油路面泛着油光，空气扭曲成波纹。林健辉抬起头，看着那栋六层楼的厂房——他在这里工作了五年，从部队转业后就在这儿，从技术科长到销售副厂长。五年的心血，五年的奔波，最后换来这么一张纸。
门卫老李从传达室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了。厂里的老人都认识林健辉，平时见了面都要递烟的那种认识。但今天，没人出来。
林健辉把那张处分决定叠好，塞进衬衫口袋里，转身往公交站走。
走到站牌下，才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去哪儿。
回家？回那个两室一厅的筒子楼？郑英秀肯定在家。她现在是上级单位的副总经理，今天这事儿，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处分决定上那个“经上级单位研究决定”，她有没有参与表决？有没有举手同意？
林健辉不敢想。
公交车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车里没有空调，窗户全开着，热风呼呼往里灌。他望着窗外，深南大道两边的楼房飞速后退。这座城市变化太快了，他来了五年，眼看着高楼一栋栋起来，眼看着泥头车变成小轿车，眼看着商店里的商品从凭票供应变成随便挑选。
可他呢？
从一个前途无量的转业部，变成了欠债二百六十三万的“罪人”。
二百六十三万，这是个什么概念？他每个月工资九十八块，不吃不喝，要还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从唐朝到现在。
林健辉突然笑了一下，把旁边的乘客吓了一跳。
那个港商叫周永年，四十来岁，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一口带着广东腔的普通话，见面就喊“林厂长”，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一长串头衔：香港永年贸易公司总经理、香港电子商会理事、九龙商会名誉会长……
林健辉第一次见周永年，是在广交会上。
那是1990年的春天，电子厂的展位在角落里，半天没人来问。林健辉站在展位前，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心里着急。厂里积压了一批交换机配件，再卖不出去，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周永年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他走到展位前，拿起一个配件端详了半天，问：“这是你们自己生产的？”
“对，我们厂自主研发的。”林健辉赶紧迎上去。
“技术参数呢？给我看看。”
林健辉把资料递过去。周永年翻了几页，点点头：“不错，精度可以。你们能生产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
周永年笑了：“林厂长爽快。这样，我先订一批试试，两万套，一个月交货，行不行？”
两万套！林健辉心里一惊。这个数字抵得上厂里半年的产量了。但他面上不动声色：“行，没问题。”
“那签合同？”
“签。”
就这样，第一笔生意做成了。货发过去，款按时打过来，一分不少。第二笔，第三笔，都是几十万的单子，都是按时付款。一来二去，林健辉对周永年放下了戒心。
1991年春节前，周永年找到林健辉，说有一笔大生意：“香港电讯局要招标，三万套程控交换机配件，我托人打听了，咱们的机会很大。但是要压货，你先给我发货，等招标结果出来，款立马打过来。”
林健辉犹豫了一下：“压货多少？”
“全部。三万套，货值二百六十三万。”
二百六十三万。林健辉倒吸一口凉气。这是厂里一年的产值。
周永年看出他的犹豫，拍拍他的肩膀：“林厂长，咱们这么多次了，你还信不过我？这样，招标结果月底就出来，货我下个月发，款我下个月付，逾期一天，按息三分算。”
林健辉想了三天，最后还是同意了。
他把厂里所有的库存都发了过去，还加班赶了一批，凑齐三万套。货从蛇口港装船，驶向维多利亚港。
然后，周永年就消失了。
林健辉打了无数个电话，没人接。他亲自跑到香港，按名片上的地址找到那栋写字楼，发现早换了招牌。物业的人告诉他，那家公司三个月前就搬走了，欠了两个月房租没给。
林健辉站在那栋楼下，看着维多利亚港的海水，脑子一片空白。
晚上七点，林健辉回到家。
筒子楼的走廊里飘着各家各户的饭菜香，邻居家的电视里放着《渴望》，刘慧芳正在哭。林健辉走到自家门口，掏出钥匙，进去，拧了半天，门开了。
郑英秀坐在饭桌前，饭菜已经摆好，两菜一汤，还冒着热气。她没动筷子，也没抬头。
林健辉关上门，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
“吃饭吧。”郑英秀说。
林健辉走到饭桌前坐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嚼了几下，咽不下去。
“处分决定拿到了？”郑英秀问。
“嗯。”
“给我看看。”
林健辉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递过去。郑英秀接过来，展开，一行一行看完，叠好，放回桌上。
“二百六十三万，怎么还？”
林健辉张了张嘴，没说话。
“厂里让你三年内还清。”郑英秀说，“三年，每年八十七万多，每个月七万多。你一个月工资九十八块，不吃不喝，要还六十多年。”
林健辉低着头，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
“我问你，怎么还？”
林健辉抬起头，看着郑英秀。她脸色平静，眼神却像刀子一样。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知道？你签合同的时候怎么不想想？”郑英秀的声音终于有了起伏，“你是销售副厂长，不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三万套，二百六十三万，这么大的单子，你就凭他一句话？”
“他之前都按时付款的……”
“那是钓鱼！”郑英秀打断他，“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他喂你几口饵，你就把整个鱼钩吞下去了！”
林健辉不说话了。
沉默持续了很久，久到饭菜都凉透了。
郑英秀站起来，收拾碗筷。林健辉坐着没动，看着她的背影。她端着碗筷进了厨房，水龙头哗哗响起来。
“我今天在单位，没举手。”郑英秀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压得很低，“但是我也没有反对。”
林健辉愣了一下。
“我没法反对。”郑英秀走出来，站在厨房门口，围裙上沾着水渍，“你是我的丈夫，但我也是组织的人。这件事，我没法替你说话。”
林健辉点点头：“我知道。”
“你不知道。”郑英秀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她转身回了厨房，留下林健辉一个人坐在饭桌前。
窗外的天黑透了，隔壁的电视声还在响，刘慧芳还在哭。
第二天一早，林健辉出门了。
他没告诉郑英秀去哪儿，她也没问。两个人像两列错开的火车，各自行驶在自己的轨道上，偶尔交汇，却再也不说话。
林健辉去了梧桐山。
这是他来深圳后第一次爬山。以前在部队的时候，他带着战士们跑五公里、十公里，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转业到地方后，坐办公室坐多了，爬个山都喘。
他花了大半天时间，才爬到山顶。
山顶有个小亭子，几柱子撑着个顶，四面透风。林健辉站在亭子里，望着远处的大鹏湾。海面很平静，波光粼粼，几艘货轮正缓缓驶出盐田港。
他想起刚到深圳那年，去盐田港看过。那时候还是个渔港，停着些小渔船，哪有现在这样的巨轮。
五年时间，变化太大了。
可他呢？
林健辉掏出那张处分决定，又看了一遍。纸已经被汗水浸过，又被手攥过，边角都起毛了。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纸叠好，重新塞回口袋。
“要活下去。”他对自己说。
这话是父亲教给他的。父亲在村里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教过无数学生，也教过他。父亲常说，人这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丢，就是不能丢命；什么都可以输，就是不能输掉活下去的勇气。
林健辉看着远处的大海，脑子里乱成一团。
活下去，怎么活？
他现在四十五岁了，从部队转业，从企业除名，背负二百六十三万的巨债，还有两个老人要赡养，三个弟弟妹妹要帮衬，一对儿女要培养。儿子刚上初中，女儿还在读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
郑英秀的工资虽然不低，但要还债，要养家，也是杯水车薪。
他需要一条路。
一条能把二百六十三万还清的路。
一条能让他重新站起来的路。
林健辉站了很久，站到太阳西斜，站到海面上泛起金色的光。
下山的时候，他想起了周永年的那张名片。
香港永年贸易公司。
香港。
那个地方，他还会去的。不过下次去，不是追债，是做生意。
1987年的深圳，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那年林健辉刚到深圳，从火车站出来，满眼都是泥头车、脚手架、半拉子工程。深南大道还没修好，从罗湖到福田要绕半天。到处都是来打工的年轻人，背着蛇皮袋，着各地的口音，在劳务市场门口排长队。
那时候的华为，也才刚刚成立。
林健辉后来听人说起过华为的故事：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凑了两万一千块钱，在南山一个城中村里租了两间简易房，带着几个年轻人，做交换机代理。据说最开始连代理都做不好，还卖过一阵减肥药维持生计。
那时候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知道谁将来会怎么样。
林健辉第一次接触通信设备，是在部队。他当过技术兵，搞过雷达，对电子设备有天然的敏感。转业到电子厂后，他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国内的通信设备市场，被外国品牌垄断了。
贝尔、西门子、爱立信、NEC……清一色的洋牌子，价格贵得离谱，服务差得要命。国产设备要么没有，要么质量不过关，电信局的人本看不上。
电子厂也做过交换机，是那种几十门的用户交换机，卖给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挣点辛苦钱。核心技术全是人家的，自己就是个攒机的。
林健辉问过厂里的总工：“咱们能不能自己搞一套？”
总工摇头：“搞不了。里面的芯片咱们造不出来，软件咱们写不出来，就是搞出来，也比人家的落后三代。卖不出去。”
林健辉不信。
他在部队的时候，搞过技术革新。那时候条件多艰苦？没设备，自己造；没材料，到处找；没技术，翻烂了那些资料。最后还是搞出来了，还拿了科技进步奖。
怎么到了地方，反而这也不敢那也不敢了？
但那时候他只是个销售副厂长，管不了技术的事儿。他的任务是卖货，把厂里的东西卖出去，把钱收回来。
然后他就栽了。
栽在那个“香港老板”手里，栽在自己的急功近利里，栽在对市场的无知里。
现在想想，那个周永年，说不定就是看准了他的心思——太想做成大生意，太想证明自己，太想出人头地。
这些心思，都成了别人下套的绳。
林健辉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
郑英秀坐在沙发上，开着灯，在看什么东西。林健辉走近一看，是一本存折。
“这是家里所有的钱。”郑英秀说，“我算了一下，加上我娘家的，能凑出三千块。”
三千块。
和二百六十三万比，连个零头都不够。
林健辉没说话，在郑英秀旁边坐下。
“你有什么打算？”郑英秀问。
“我想自己做点事。”
“什么事？”
“通信设备。”
郑英秀转过头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复杂的情绪。是惊讶，是怀疑，还是一点点希望？林健辉看不出来。
“你知道这行水有多深吗？”郑英秀问。
“知道。”
“你知道那些外国公司有多强吗？”
“知道。”
“你知道咱们国内有多少家厂子在搞吗？”
“知道。”
“那你还要做？”
林健辉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没别的路。”
郑英秀没说话。
“我在部队的时候，搞过技术革新。”林健辉说，“那时候条件比现在差多了，照样搞出来了。我现在就是想，能不能把这事儿成。咱们国内这么大市场，总不能永远让外国人把着。总得有人去做，为什么不能是我？”
郑英秀看着他，眼睛里有泪光闪了闪。
“你不怕再栽一次？”
“怕。”林健辉说，“但是我更怕这辈子都站不起来。”
郑英秀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存折，看了很久。
最后她把存折塞到林健辉手里。
“三千块，是我能拿出的全部。”她说，“你拿去，好好。成了，咱们一起还债。不成……”
她顿了顿：“不成，咱们再想办法。”
林健辉握着那本存折，觉得比那块处分决定还沉。
那天晚上，林健辉一夜没睡。
他坐在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天，想着过去，想着将来。想周永年那张笑脸，想厂门口那块牌子，想郑英秀递给他存折时的眼神，想儿子女儿熟睡的脸。
凌晨四点，天边开始泛白。
林健辉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拿出一张纸，开始写。
他写的是“创业计划”。
或者说，是一个四十五岁男人最后的机会。
他要把那三千块钱变成火种，在深圳这片土地上烧出一片天。他不知道能不能成，不知道要烧多久，不知道最后烧出来的是凤凰还是灰烬。
他只知道一件事——
要活下去。
大家要一起活下去。
窗外，第一缕阳光照进来，落在那张纸上。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第一条：活下去是第一位的。
第二条：技术必须自主。
第三条：不做资本的奴隶。
第四条：……
林健辉写到一半，停下笔，抬头看向窗外。
远处，梧桐山静静地立在那里，山顶的云雾刚刚散去。昨天他还在山顶想着怎么活下去，今天他就已经在纸上画出了活下去的路。
他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不知道路上有多少坑、多少坎，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看到光。
但他知道，这条路必须走。
因为只有走起来，才知道方向对不对；只有走起来，才知道力气够不够；只有走起来，才知道前面到底是悬崖还是坦途。
四十五岁，二百六十三万外债，三千块本钱，一间租来的房子，几个愿意跟着的兄弟。
这就是他的全部。
这就是他的起点。
林健辉放下笔，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清晨的风涌进来，带着深圳特有的湿和燥热，还有一点点泥土的气息。远处的街道上，已经有早起的人开始忙碌，卖早餐的推着小车，骑自行车的按着铃铛，公交车突突地冒着黑烟。
这座城市又醒了。
林健辉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回到书桌前，继续写那份“创业计划”。
他写得很慢，每一笔都很重。
因为他知道，这写的不是计划，是他和他身后那些人的命。
是他全部的未来。
是他唯一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