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呢？”
“然后我们来算账。”
他翻出一张白纸。
“你把婚礼的每一笔费用列给我。”
我打开手机备忘录。
这些数字我已经查过了。
“婚纱：定做，十二万三千。”
马骏抬头看了我一眼。
“十二万三？定做的？”
“手工缝的珠片，意大利进口的蕾丝面料，量体三次，做了四个月。已经被红酒和翻糖毁了，不可修复。”
他点头，继续记。
“蛋糕：五层翻糖定制蛋糕，两万八千。全毁。”
“甜品台：马卡龙塔、杯子蛋糕、巧克力喷泉等，一万二。全毁。”
“摄影三脚架和一个镜头：天宇绊倒三脚架摔碎的，摄影师要求赔偿四万五。”
“场地恢复费用：酒店要求的地毯清洗、设备检修、提前清场人工费，三万。”
“宾客提前离场导致的份子钱损失——这个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因为混乱，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宾客没有上礼金或提前离场——大概六七万。”
马骏写完，算了一下。
“直接财产损失，大约三十万到三十五万。这部分有票据和视频证据，比较好主张。”
他抬头。
“你刚才说索赔200万？”
“对。”
“200万里面，除了直接损失，你想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对。”
“实话跟你说，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不会判得太高。但——”他顿了一下，“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怎么特殊？”
“婚礼是人生中不可重复的仪式，被毁造成的精神伤害远大于一般财产损失。如果能证明熊孩子的家长存在明知孩子有破坏行为仍未尽到监护义务——就不只是侵权了，是有过错的侵权。”
“我有他幼儿园推蛋糕的视频截图和朋友圈记录。”
马骏眼睛亮了一下。
“行。你把这些也整理给我。”
他在纸上画了一条线。
“赵女士，我跟你说实话。200万最终能不能全拿到，取决于很多因素。但金额本身不是最重要的。”
“什么意思？”
“这个动作——对你家人来说——比任何金额都有伤力。”
我看着他。
他说：“他们不怕赔钱。他们怕的是‘被自己家人告了’这件事。”
我懂了。
我不是在打一场财产官司。
我是在打一场尊严的仗。
回去的路上，我在车里坐了十分钟。
手机里有二十多条未读消息。我妈的，我哥的，我嫂子的，还有我二姨的。
我二姨的消息是：“敏慧啊，你妈这两天饭都吃不下，你赶紧回个电话。”
我没回。
我打开银行APP。
不是为了看余额。
是为了看转账记录。
我从2016年开始翻。
2016年，天宇出生那年。我给了红包五千。
2017年，天宇一岁生，我买了个推车，两千八。
2018年春节，红包两千。天宇过生，我买了玩具和衣服，一千多。
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
红包。生礼物。过年的压岁钱。平时买的衣服玩具。
嫂子说“你帮忙给天宇报个英语班吧”——五千。
我妈说“给天宇买个学习桌，你嫂子手紧”——三千。
我一笔一笔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