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三月，我接了一个采访。
是去山西，调查黑砖窑。不是那种正规的砖厂，是藏在山里的黑窑，用的人都是拐来的、骗来的、欠债还不起的。有人在里面了三年，没拿到一分钱。有人想跑，被抓回来打断腿。有人死了，就地埋了。
线索是一个匿名电话打来的。那人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记者，敢不敢来？”然后就挂了。
我把这事告诉了林觉非。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想去？”
“想去。”
“危险。”
“我知道。”
他看着我的眼睛，很久很久。然后他说：“我陪你去。”
“不用。”
“必须陪。”他说，“两个人，有个照应。”
我看着他，没再拒绝。
出发那天，北京下着小雨。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到太原的时候天还没亮。又换大巴，坐了大半天，到一个县城。县城再换三轮车，往山里走。路越来越差，颠得人骨头都快散了。
司机是个本地人，话不多，只问了一句：“你们去那儿啥？”
林觉非说：“找人。”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没再问。
车在山里开了两个小时，最后停在一个村子口。司机说：“往前走三里地，就是那个砖厂。我不去了，你们自己走。”
我们下了车，站在路边。天已经快黑了，山里起了雾，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楚。
林觉非背着包，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踩着地上的石头和枯枝。
走了很久，忽然听见前面有声音。是机器轰鸣的声音，还有人的喊叫声。
我们停下来，躲在路边的树丛里，往那边看。
山坳里，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有几排低矮的土房，房子前面是一个大坑，坑里烧着火，火光映出一群人的影子。那些人影在动，在搬东西，在活。旁边有人站着，手里拿着棍子。
林觉非拿出相机，开始拍照。
我掏出笔记本，借着火光，在上面记东西。
忽然，有人喊了一声。一个活的人倒在地上，旁边的人围上去，拿棍子的人走过去，抡起棍子就打。惨叫声传来，尖锐刺耳，像一把刀捅进耳朵里。
我的手抖了一下，笔差点掉在地上。
林觉非抓住我的手，紧紧握着。他的掌心很热，很用力。
我们蹲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那些人把倒地的人拖走，直到机器声又响起来，直到一切都恢复原样。
那天晚上，我们没回去。
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窝了一夜。山里冷，冻得人发抖。林觉非把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我说不用，他说穿上。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一趟。白天看得更清楚——那些活的人，瘦得皮包骨头，眼睛陷在眼眶里，走路摇摇晃晃。那些拿棍子的人，凶神恶煞，看见谁慢一点就打。
有一个年轻人，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走路一瘸一拐的。他走到一个角落，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个馒头。馒头已经黑了，长了毛，但他还是往嘴里塞。
旁边的人看见我们，朝这边走过来。我们赶紧撤，跑进树林里，一口气跑出去很远。
跑到跑不动了，我们停下来，扶着树，大口大口地喘气。
林觉非看着我，说：“怕吗？”
我说：“怕。”
他说：“我也怕。”
那天晚上，我们住进了县城的小旅馆。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天，脑子里全是白天看见的那些画面。
那些瘦成骨头的人，那些拿棍子的人，那个捡馒头的年轻人。
我想起林觉非写的那本书，《尘埃之下》。他写那些被遗忘的人，我读的时候觉得心疼。可真正看见了，才知道心疼是不够的。
那是深渊。
真正的人间深渊。
采访回来之后，我病了一场。
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多，躺在床上起不来。林觉非每天下班过来，给我做饭，喂我吃药，帮我量体温。
有一次我烧得迷迷糊糊，拉着他的手说：“林觉非，那些人的样子，我忘不掉。”
他握着我的手，说：“那就别忘。”
“可是太难受了。”
“难受就对了。”他说，“不难受，你就不是你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张脸忽远忽近，像在水里。
“那你呢？”我问，“你采访那么多人，难受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难受。”
“那你怎么受得了？”
他低下头，看着我的手。那只手被他握着，很暖。
“因为有人得记着。”他说，“没人记着，他们就白活了。”
病好了之后，我开始写那篇稿子。
写得很慢，很艰难。每写一段，就要停下来，缓一缓。那些画面会自己跑出来，挡都挡不住。
林觉非有时候过来，看我写。他不说话，就坐在旁边，翻他的书，或者看窗外的天。
有一天，他忽然说：“锦烨。”
“嗯？”
“你写完了，想去哪儿？”
我想了想，说：“回柳镇。”
“看河？”
“看河，也看我妈。”
他点点头，没再问。
稿子写完那天，是四月底。
我把它发给编辑，然后关了电脑，坐在窗边发呆。林觉非在旁边，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我说：“林觉非。”
“嗯？”
“谢谢你。”
他看着我，笑了。
“谢什么？”
“谢谢你陪我。”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有人和我一起。”
他没说话，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那只手很暖，很轻。
五月，稿子发了。
题目叫《窑底的人》。发出来那天，报社的电话被打。有读者打来，说看哭了。有记者打来，想跟进采访。有相关部门打来，说已经派人去查了。
编辑给我打电话，说：“小乔，你火了。”
我没觉得火。只觉得累。
那天晚上，我坐在窗边，看着北京的夜。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和山西的那个小村子，隔着几千公里，隔着两个世界。
我想起那个捡馒头的年轻人。他还在那里吗？他被救出来了吗？他有没有看见这篇稿子？
不会的。他看不见。他可能连字都不认识。
可是有人看见了。有人去查了。有人会去救他。
这就够了。
母亲打来电话，声音急急的：“锦烨，你写的那篇稿子，周婶念给我听了。那么危险的地方，你怎么敢去？”
我说：“妈，我没事。”
“没事？那么危险，你怎么能去？”
“妈，我是记者。”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很久，她说：“妈知道你是记者。可妈也怕。”
我没说话。
她又说：“你以后，能不能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想说不能。可我说不出口。
“妈，我尽量。”
她叹了口气。
“好。”她说，“你尽量。”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里，很久很久。
妈，对不起。
可有些地方，必须有人去。有些事，必须有人做。
如果没人去，那些人就永远在窑底。
如果没人写，那些人就白活了。
六月底，那个砖厂被查了。
新闻上说，解救了三十七个人，抓了十几个犯罪嫌疑人。那三十七个人里，有那个捡馒头的年轻人。他被解救的时候，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但还活着。
我看着那条新闻，哭了。
林觉非在旁边，递给我一张纸。
“值得了。”他说。
“嗯。”
“你那篇稿子，值了。”
我点点头，擦掉眼泪。
值了。
七月，我收到一封信。
是从山西寄来的，信封皱皱巴巴，上面只有一个名字：乔锦烨。
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纸，纸上画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人，站在太阳底下，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谢谢。
没有署名，没有地址。只有这几个字，这幅画。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那个捡馒头的年轻人，不识字。可他让人帮他写了这封信，画了这幅画。
他知道我的名字。
他知道是我写的稿子。
他谢谢我。
我把那张纸收进小铁盒里，和母亲的信、林觉非的信、梅若兰的信放在一起。
这个盒子里，装的都是宝贝。
八月，林觉非接了一个新任务。去云南采访，又要走两个月。
走之前，他又来找我。
“锦烨，我走了。”
“嗯。”
“两个月后回来。”
“嗯。”
他站在那里，看着我，像上次一样。
我等了一会儿，等他说什么。
他忽然笑了，摇摇头。
“没什么。”他说，“你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
他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我。
“锦烨。”
“嗯？”
“等我回来。”
“好。”
他走了。
我站在窗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北京的夏天，热得让人透不过气。可我心里，有一点凉。
等他回来。
我会等他回来。
九月，我一个人去了趟天津。
不是采访，是去看一个地方——天津港。六年前，林觉非在那里差点回不来。
我站在港口，看着那片海。海很宽，很蓝，一望无际。风吹过来，带着咸咸的味道。
我想起那年，他记里写的那封信。那封留给我的信。
“锦烨，如果你看到这封信，我大概已经不在了。”
他还在。他还在我身边。
我站在海边，很久很久。
然后我拿起手机，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林觉非，我在天津港。等你回来，我们一起来看海。”
过了很久，他回了一条：
“好。”
十月，我回了一趟柳镇。
母亲又老了。头发更白，背更弯，走路更慢。但看见我，她还是笑了，那个笑，和以前一样。
“瘦了。”她说。
“没有。”
“有。”她摸摸我的脸，“北京的饭吃不惯吧？”
“吃得惯。”
“骗人。”她说，“妈给你做饭去。”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河边。
秋天的河，水浅了，河滩宽了。我沿着河滩走，走得很慢。走到那块大石头旁边，我停下来，蹲下，摸了摸它。
还是凉的，光滑的，和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
我站起来，看着那条河。
河水还在流。浅了，慢了，但还在流。
我想起那年，母亲说的话：“你就是桥。”
桥的一头是柳镇，一头是北京。桥的一头是她，一头是我。
可我也是河。我是她的河。流着，流着，流到她看不见的地方。但不管流多远，源头都在这里。
我弯下腰，用手捧起一捧河水。
水很凉，从指缝漏下去，一滴一滴，落回河里。
就像那年一样。
回北京那天，母亲又送我到车站。
还是那个站口，还是那棵梧桐树，还是那件蓝布外套。
她站在那里，看着我上车。
我放好行李，回头看她。
她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车开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在窗边，闭上眼睛。
耳边是车轮滚动的声音，风的声音，还有她最后说的那句话：
“好好。”
妈，我会的。
我会好好，好好活，好好走。
走远了，再回来。
回来看你，看这条河，看这棵梧桐树。
回来，做你的河。
十一月，林觉非从云南回来了。
我去火车站接他。看见他，我又愣了一下。又瘦了，又黑了，胡子又长了。
“你怎么每次回来都这样？”我问。
“忙。”他说，“顾不上。”
“忙什么？”
他笑了笑，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他忽然说：“锦烨。”
“嗯？”
“在云南的时候，我去了一趟边境。”
“嘛？”
“采访。”他说，“那边有很多人，从缅甸过来的，没身份，没工作，什么都。有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在窝棚里。她男人死了，她一个人养孩子。我问她，怎么不回去？她说，回去也没人管。”
我看着他的侧脸，没说话。
他继续说：“锦烨，这个世界上，苦的人太多了。咱们写的那些，只是一小部分。”
“我知道。”
“所以咱们得一直写。”他说，“写到写不动为止。”
我点点头。
“一直写。”
十二月，北京又下雪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站在窗边，看着雪花一片一片落下来。
手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语音。
“锦烨，下雪了，你冷不冷？围巾织好了，明天给你寄过去。”
我听着那条语音，笑了。
妈，我不冷。
有你，有他，有那条河。
我什么都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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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