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恒通达谈了两个月。追回差价四十六万。
年底。
方怡部门拿了十五万的团队奖金。理由是“年度运营优化卓越贡献”。
我的年终奖六千块。
四十六万。六千。
我站在地铁口，冷风吹着脸。
手机屏幕上的数字一个一个看过去。
2019年。省了十二万。没评上优秀新人。
2020年。保住了三百四十万的合同。涨了五百。
2021到2022年。做了省八十七万的方案。功劳归方怡，奖金三万是她的。
2023年。追回四十六万。年终奖六千。
一笔一笔的。
每一笔都更过分。
我没有在地铁口哭。
风太大了。眼泪会被吹，浪费。
我关掉屏幕。手心全是汗。
然后我想到一件事。
方怡来了半年，拿了最佳贡献奖。我在这家公司五年，连提名都没有过。
不是因为她比我强。
是因为我做的事，在这家公司的人眼里，“本来就该有人做”。
打印机坏了，周敏修。
供应商出问题了，周敏跟。
账对不上了，周敏查。
方案要落地了，周敏执行。
她做了这些事——“她的职责”。
她不做了——“再找个人”。
没有人想过一个问题：
“再找个人”，找得到吗？
我收起手机，走进地铁站。
那天晚上到家，我没有做任何决定。
但我把手机收藏夹里“工作记录”文件夹的名字改了。
新名字叫“五年”。
5.
三月份递了辞呈。
陈嘉平没怎么挽留。他说了一句：“想清楚了？”
我说想清楚了。
他说：“那交接做好。”
我说好。
方怡更脆。交接会上她说：“周姐的工作内容我都了解，没什么复杂的，安排下去就行。”
我没接话。
交接文档我写了六十八页。每一项工作的流程、注意事项、历史遗留问题、供应商对接人的联系方式和脾气——都写了。
没人看完。
最后一天。清桌子。
抽屉里东西不多。一个杯子，一支笔，一包没拆的纸巾。
最底下是那个旧笔记本。
赵国强给我的。五年前。
他是我刚入职时的直属领导，综合部主管。我入职三个月的时候，他调去了分公司。走之前，把这个笔记本给我。
“写了五年了，用完了。你接着用。”
他说的“接着用”不是让我在上面写字。是让我延续那个习惯——做了什么，自己记着。
我拿过来之后，从来没在上面写过字。
但每次换工位、搬东西，我都带着。
五年了。放在抽屉最底下。一直没翻过。
那天清桌子，我拿起来翻了一下。
笔记本里夹了一个信封。
不是我放的。
信封很旧了。没有封口。里面两张纸。
第一张是一封信。手写的。赵国强的字我认得，方方正正的楷体，每个字之间间距一样。
“小周：
你大概不会很快看到这封信。也许是一年，也许三年，也许更久。
我调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跟你多说什么。但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你不是打杂的，你是活的。这两个不一样。打杂的是谁都能替，活的是走了就塌。
我在这个公司待了八年。跟你一样的人我见过两三个。没有一个留到最后。不是能力问题，是值不值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