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果摊前面，她给小男孩挑了一盒车厘子。
八十块一盒。
去年冬天，我买了一箱橘子回婆家，她说“你买这些什么，浪费钱。”
那箱橘子二十九块九。
车厘子八十。
橘子二十九块九。
我回到车上。
拿出手机，给杨霞打了个电话。
“霞姐，你有没有认识的律师？”
“怎么了？”
“打离婚官司的那种。”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我下午过来找你。”
杨霞下午来了。我们在一家茶馆坐下来。
我把手机里的截图给她看。
保单。转账记录。房产邮件。
还有今天早上拍的照片——钱桂英牵着那个男孩买车厘子。
杨霞看完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了一句：“你婆婆知道。”
“从头就知道。”
“她每周去那边带孩子？”
“不是每周。”我说，“我查了她的公交卡记录。”
杨霞抬头看我。
“我帮她充过公交卡。卡号我有。”我说，“查了三个月的乘车记录。凤翔小区那一站，每周至少去三次。”
“三次。”
“周一、周三、周五。固定的。”
杨霞放下手机。
“敏芳，你比我想的冷静。”
我端起茶杯。
“我做了八年会计，”我说，“数字不会骗人。”
但我的手指碰到杯壁的时候，茶水晃了一下。
杨霞看见了。
她没有说话。
律师是杨霞帮我约的。姓周，做婚姻家事的。
周律师看完我整理的材料——保单、流水、房产信息、公交卡记录——翻了两遍。
“你这个整理得比很多律师助理都清楚。”她说。
“职业习惯。”
“你的诉求是什么？”
“离婚。”我说，“但不是现在。”
周律师看着我。
“我要先把账算清楚。”
6.
接下来一个月，我什么都没有说。
照常上班。照常做饭。照常跟刘建军说“好”“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