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甚至童心大发，弯下腰，用海水给我妈洗脚上的沙子，动作笨拙却温柔。
我妈笑着躲闪，嘴里说着“别闹”，眼里的笑意却藏不住。
我远远地站着，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幕。
我想，这才是他们本该有的样子。没有争吵，没有怨怼，只有相濡以沫的温情。
往年的除夕，这个时间点，我们家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战场。
我妈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准备着带去酒楼的一些小菜和点心，因为大伯总说外面的东西不净，不如家里的吃着放心。
我爸则在客厅里不停地接打电话。有的是大伯打来的，指示他去买烟买酒；有的是大伯的“朋友”打来的，向他确认晚上的包厢号；还有一些远房亲戚，知道我爸好说话，也想趁机来蹭一顿高档年夜饭。
我爸就像一个总调度，疲于奔命地应付着四面八方涌来的需求，而他自己，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而我，则负责打包各种东西，还要时刻关注我爸妈的情绪，防止他们因为压力太大而吵起来。
整个家，都为了大伯那个所谓的“盛大”年夜饭服务。
我们是付出最多的人，却也是最没有存在感，最不被尊重的人。
但今年，一切都不同了。
我们在三亚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属于我们自己的悠闲时光。
而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大伯，他的好戏，应该快要开场了。
下午五点，大伯一家人，包括他那游手好闲的儿子大壮，好吃懒做的儿媳，和他自己一样爱慕虚荣的老婆，应该已经收拾妥当，准备出门了。
他会穿上他那件专门用来撑场面的名牌大衣，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出门前，他一定会再打一遍我爸的电话。
“这个建军，搞什么名堂，电话还关机！”他会烦躁地抱怨一句，但依旧不会起疑心。
他可能会想，我爸肯定是提前去酒楼了，在门口等着迎接他们，好让他这个当大哥的更有面子。
于是，他会大手一挥，带着全家人，浩浩荡荡地向城南酒楼。
路上，他还可能会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问他怎么陈建军的电话打不通。
他会不耐烦地解释：“哎呀，他那个人就那样，一忙起来就顾不上。你们直接来就行了，我都安排好了，放心吧！”
他越是这样说，就把自己推向越高的位置，也让自己的处境变得越发危险。
六点半，大伯一家会准时抵达金碧辉煌的城南酒楼。
他会昂首挺地走进大堂，对迎上来的服务员说：“‘合家欢’和‘万事兴’，我姓陈。”
服务员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然后，大堂经理会被叫过来。
“陈先生，是陈建国先生吗？”经理会客气又疏离地问。
“是我。我弟弟建军呢？他没来吗？”大伯会理所当然地四处张望。
“陈建军先生今天上午已经打过电话，把这两桌酒席取消了。”经理会把这个事实，平静地陈述出来。
那一瞬间，大伯脸上的得意和张扬，会瞬间凝固。
“什么？取消了？不可能！你搞错了吧！我弟弟怎么可能取消！”他绝对不会相信。
“没有搞错，陈先生。陈建军先生在电话里说得非常清楚，并且告知我们，后续的一切事宜，包括违约金，都由您来负责处理。”